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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伟:一位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二十年

何伟获选2014GQ年度人物之“年度作家”。在2014GQ年度人物论坛上,何伟讲述了自己与中国的渊源:一位中国的牛先生及他祖辈的故事,让何伟开始去了解中国和中国人。在何伟看来,现在的中国人已与九十年代大不相同,思想开放自由的人越来越多,人们的交流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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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伟获选2014GQ年度人物之“年度作家”

近年来,中国的读者和记者对非虚构写作越来越感兴趣。其实,非虚构写作不需要上什么大学、不需要什么文凭,但你要重视你的思想。我受到的影响可能是来自家庭,我家里的人特别喜欢讲故事,特别喜欢说话。

我奶奶生活在洛杉矶,4年前,93岁高龄的她还能开车并且一个人住。如果你们去过洛杉矶,就会知道在那边开车真的不是很简单的事情。80多岁的时候,我奶奶仍在银行工作,因为她觉得如果没有工作,生活就太无聊了。有一次她在工作的时候,有一个罪犯来抢银行。当时,他写了一张纸条给我奶奶:要是你不把钱给我,你就得死。我奶奶只好把钱给他,然后犯人走了。但是奶奶特别生气,因为这个人纸条上的字写错了,她觉得这个人很傻,为什么要抢银行,他应该去读书。奶奶说话属于比较厉害的类型,甚至比上海的女人更厉害。

我父亲是个有教养的人,有的时候我会向他请教一些问题。他有很强的好奇心,而且观察力特别强。我小时候,不管在什么地方,比如车展上或是酒店大堂,他都会随机选中某个人,问我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如何?你觉得他是做什么的?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个地方?父亲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提高我的观察力,这个方法也是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学到的。

父亲读研究生的时候,认识了一个有名的社会学家,叫Peter,在中国出生,姓牛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,对这位牛先生很难忘。他除了喜欢观察人,还发明了一种方法,叫“创造性行为”。当你需要完成什么的时候,比如说在餐厅里找座位,他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国人,这样人们就会无一例外来安抚这位外国人。再比方说,他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,当时说的英语已经跟本地人一样流利,但他会创造性地控制自己,把自己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人,这样很多人就都会觉得他不会说英文,于是来帮助他。印象里,牛先生嗓门洪亮,很喜欢讲故事。我父亲也一样,也是喜欢说故事、爱观察的人。

我对中国人的第一印象是身材魁梧、无所不能。因为牛先生是上海长大的,所以我只要听到上海两个字,脑海中充满了巨人的形象。他在美国的时候,大多数研究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。听说牛先生在上海出生和读书,高中的时候去了美国,1985年去世,那时候我15岁,对中国还不太感兴趣。

近几年来,我开始看这位牛先生的家族历史,他的爷爷叫牛尚舟(音译)。1872年被清朝派到美国读书,那时候刚满12岁。当时清政府有一个工程叫:幼童留学计划,算是中国洋务运动的一部分,目的就是要派130多个小孩去美国读书,从初中、高中开始,然后上大学。当年,牛尚舟去了比较有名的寄宿学校读书,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便回到上海,清政府的这个工程后来并没有继续,但也对这批小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牛尚舟在美国时有两个特别好的朋友,也是中国人,姓温和姓宋,姓宋的孩子后来由波士顿一个家庭收养了。

牛尚舟回上海以后结婚了,姓宋的朋友来到中国上海的时候,牛尚舟给他介绍了妻子的妹妹,叫倪慧珍(音译),这位姓宋的朋友就是宋耀如,后来他老婆生了6个孩子并且都去了美国读书,其中包括宋庆龄和宋美龄。所以说,牛尚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媒人。

牛尚舟的儿子叫牛慧生(音译),因为他小时候在美国读书,所以后来也让儿子去美国读书。我看过他很多的书,小时候我在一个小乡镇长大,那个地方比较偏僻,高中、大学的时候没有学过外语。上大学的时候也没有学过汉语,没有学过中国历史。尽管这样,他对我的影响也很深远,主要是在观察力和思想方面。他观察问题的角度让我觉得比较独特,这对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记者来说特别重要。

小时候,我觉得中国人特别高、特别爱说话,而且很外向。但是当我96年来到中国以后,才知道大多数中国人不是这样的,特别是爱说话的特点在中国人身上不多见。90年代的中国人大多数比较内向和害羞,不太爱说私人的事情。但是美国人很爱说话,比如说在美国认识一个人,聊了5分钟以后他就可以告诉你自己刚离婚了,或者刚从监狱里出来,他们都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,而中国不是这样。

那时候我写了很多关于浙江农民的事情,我知道中国农村有些人抽烟,所以虽然我不抽烟,还是会随身带着香烟。有一次认识了一位农民兄弟跟他聊天,说说关于政府新的动向。我递给他一支烟,他说:“不要不要。”我说:“别客气”,又递给他,他抽了。过了10分钟以后,我又问他还要来根吗?他又说不要,我还是说别客气,他就又抽了一支。第三次再给他的时候,他才说实际上10年前自己就戒烟了。当时,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,感觉上是一个美国记者强迫一个中国人抽烟。

所以,看起来“傻”也有点好处,你是一个外国人的话,一样的问题就可以多问几次。有时候我听不懂,他们就回答了三、四次。

在中国当记者最重要的还是要有耐心,需要付出时间,但近10年来可以看到这方面也有了些变化。我90年代在中国农村认识了一些特别不爱说话的人,那时候都是个体主义,现在都变了。当然,这些改变跟生活水平的提高,开放的思想有关系。

我倒是觉得这个变化太快了,现在中国思想开放的人很多。他们有自由的思想,并且了解自己的国家、自己的情况,明白生活不是跟以前一样了。这才是最特别、最重要的变化。我现在还是比较乐观的,因为现在我跟中国人交流、谈话已经和90年代不一样了。所以说,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年代,有很多更好的机会。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人进行写作,也很希望能有幸看到他们的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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